布朗大学William R. Rhodes国际经济学教授和国际与公共事务教授MarkBlyth表示，从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阿根廷总统米莱，到特斯拉CEO马斯克，全球政商领袖正掀起一股“财政紧缩”浪潮。他们将削减公共支出、限制政府投资包装成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但历史反复证明，紧缩政策并非解药。以下是他的观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紧缩经济学”首次大规模登台。美国推出温和的“支出上限”，欧洲则激进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投资，直接导致经济停滞十年。这场危机本质是私人金融体系的溃败，却被扭曲为“政府挥霍的恶果”——银行获得天量救助，代价却是民众承受失业和福利缩水。
这种逻辑至今阴魂不散。新冠疫情中，各国本应通过财政扩张抵御冲击，但“债务危机论”再次甚嚣尘上。
马斯克宣称“美国需要紧缩避免破产”，这纯属谬论。拥有主权货币（尤其是全球储备货币）的国家不会破产，真正的动机是腾出财政空间为富人减税，并清洗与其政见不合的公务员。这种策略与19世纪“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如出一辙——通过削弱政府监管，让科技巨头化身新时代的垄断寡头。
更危险的是，紧缩正成为政治武器。美国共和党试图借此瓦解现代行政体系，回归“小政府”乌托邦。但现实是：全美53%的县（多数支持共和党）依赖政府转移支付维持生计，紧缩只会反噬自身。
在通胀率常年高企的阿根廷，米莱将紧缩政策塑造成“阵痛疗法”。他承诺摧毁庇隆主义（即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口号）、放松管制以根治通胀，实则利用民众对中间商和精英阶层的仇恨收割选票。这种“幸灾乐祸政治”短期内可能压低通胀，但若无法转化为实际工资增长和投资回暖，贫困加剧终将引爆民意反弹。
历史教训清晰：欧债危机中的财政收缩让南欧陷入“失去的十年”。当私人与公共部门同时缩减支出，经济螺旋下滑和债务/GDP比例攀升将不可避免。
紧缩从来不是中性方案。美国共和党的4万亿美元减税计划中，90%红利流向顶层10%人群；阿根廷庇隆主义者的工资指数化特权被废除，底层民众却承受更深的消费萎缩。
在“绿色再工业化”与化石能源路线的博弈中，紧缩更成为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转型的工具。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关税、推动绿色产业的本意是重塑竞争力，但若被紧缩政策打断，美国将错失战略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