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联储理事、胡佛研究所（HooverInstitution）杰出的经济学访问学者凯文·沃什（Kevin Warsh）本周早些时候撰文指出，美联储应该在通胀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推卸责任，比如最近将问题归咎于特朗普的经济议程。全文观点如下。
美联储过去将高通胀归咎于新冠疫情。然后，俄乌冲突成为公认的理由。而美联储在关于供应链中断的轻描淡写的言论中隐身。现在，这些借口已经变得陈旧过时，货币政策制定者已经为通胀找到了一个新的替罪羊：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议的关税。
这些解释是不正确的。通胀不是由战争或疫情引起的。坦率地说，通胀源于政府支出过多和央行印钞过多。
在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些关于通胀的困惑。由于突然的冲击，物价出现一次性的波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工厂生产放缓或港口运营中断时，受影响商品的供应就会减少，价格就会上涨。干预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设定不是美联储的职责。
但美联储的职责是确保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会嵌入经济中。美联储的职责是阻止价格变化的二阶效应。如果高企且不断上涨的价格产生连锁反应，那么美联储就没有履行其义务。
这就是过去五年的真实情况。自2020年1月以来，美国通胀率已上升约23%。根据美联储最青睐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通胀率仍比其2%的通胀目标高出40%。从其他指标来看，通胀正在加剧。
特朗普政府正在接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烂摊子。如果将美国目前的财政和货币状况与疫情前进行比较的话，联邦政府的支出比2019年高出约52%，预算赤字增加超过8490亿美元。自2020年1月以来，美国债务规模上涨了50%以上，债务利息成本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每天约30亿美元。在同一时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长了约65%，美国的基础货币（包括银行准备金和流通货币）增长了63%。另一个衡量货币供应量的指标M2增长了39%。
套用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一句话来说，财政部和美联储的顶端有很多废墟。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美联储领导层首先应该承担起应对通胀的责任。鲍威尔不应该重蹈他在上世纪70年代的前任们的覆辙，他们声称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是导致通胀飙升的原因。但责怪别人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无能宣言。只要美联储明智地制定货币政策，且其信誉不受损害，它就有能力确保低而稳定的价格。
其次，美联储应该避免政治预测，不仅需要在口头上这样做，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如此。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的去年12月的会议纪要显示，许多美联储官员认为特朗普提出的政策将推高通胀：“所有与会者都判断，影响对外贸易和移民的政策潜在变化的范围、时间和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上升了……许多与会者表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政治假设纳入了他们的预测中。显然，就2025年的高通胀而言，有一个替罪羊。难怪美联储的制度中立性受到质疑。
如果玩弄政治太诱人，官员们至少有必要对即将出台的一系列新政策进行评估。某些政府政策，比如关税，不应该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例如，我相信，特朗普政府强有力的放松管制政策如果得到实施，将会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在政府效率部的推动下，政府开支的削减也将大大减少通胀压力。
此外，关税政策对通胀的任何影响都可能小于放松管制和削减支出的反通胀影响。贸易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左右。特朗普提出的10%的普遍关税将对整体价格水平产生微小的一次性影响。在我担任美联储理事期间，我们会看穿一次性的价格变化。只要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没有失去抗击通胀的信誉，那么10%关税的影响在统计学上的意义不大。
即使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对地缘政治对手征收更高的关税，这些关税可能产生的通胀效应也被夸大了。
第三，美联储必须表现得对赢得抗通胀战役的态度是认真的。它最近的利率微调适得其反。从去年9月不合时宜的降息50个基点开始，美联储总共降息了一个百分点。然而，目前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略高于7%，比去年9月份高出约1%。降息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借贷成本——显然，这还没有发生。
美联储必须认识到，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其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通胀。通过消耗高达2.5万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美联储将缓解通胀，并将其规模和范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这不足以称之为限制性或紧缩措施，而可以说是恢复美联储信誉的实用货币主义。
最后，美国需要重新承诺遵守1951年《财政部-美联储协议》的原则，该协议将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责任与财政部管理政府债务的责任分开。这一协议使美联储能够在财政部有效处理二战期间积累的债务的同时，保持物价稳定和低失业率。
一个规模更小、政治性更弱、效率更高的美联储与更强大的财政部和美国的光明未来是一致的。
